累犯制度的产生以重新犯罪现象的出现为前提条件，并且其内容一定程度上受重新犯罪态势变化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累犯制度的现实基础，就是一定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
可能性不大，可以申请。
首先，从累犯制度史上看，累犯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和变化为现实条件的。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累犯制度的最早渊源，是虞舜中期后《尚书?舜典》中记载的“怙终贼刑”。虞舜中期前，由于当时的刑罚体系以死刑和剜目、截足为中心，犯罪者多被判死刑或剜目、截足，被判死刑者当然不可能重新犯罪，处剜目、截足者由于生理的限制基本上也丧失了重新犯罪能力，重复犯罪现象基本没有或甚少，因而在当时就无从规定累犯制度。及至虞舜中期以后，皋陶改革刑制，废除由死刑、剜目和截足组成的刑罚体系，重复犯罪现象逐渐出现并增多，始才有《尚书?舜典》中“怙终贼刑”的规定。可见，人类社会先有了重新犯罪现象，然后才有累犯制度的规定。换言之，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是累犯制度产生的现实基础。
此外，社会重新犯罪态势的变化也影响着累犯制度内容的变迁。法律的变迁总是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并落后于社会的变迁。累犯制度内容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受社会再犯罪现象变化的影响。以19世纪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累犯制度的变化为例。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矛盾激化，犯罪数量，尤其是累犯数量剧增。这种重犯现象不断增长的局面，证明了原有累犯制度的苍白无力，导致了累犯制度由累犯行为中心论转向累犯人中心论，并改变了累犯的处罚原则，即由单纯的加重刑罚转为刑罚与保安处分并科的二元主义或保安处分替代刑罚的一元主义。
累犯与初犯相比，其在客观上造成的危害并无不同，因而从社会危害性上无从说明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累犯者在初次犯罪接受刑罚后，国家和社会期待其能有所悔改，改恶向善，然而竟然违背了社会期待再次犯罪，充分说明累犯者较初犯者具有更强的人身危险性，基于特别预防的原理，自然规定较严重的法律后果。
累犯不可以判缓刑。
四法域之间相互承认彼此刑事判决效力的必要性
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先涉及到各法域之间是否相互承认彼此的刑事判决效力的问题，其次，还涉及到如何适用累犯规定、如何认定其前科等技术性问题。
我国四法域之间，是否有必要互相承认彼此刑事判决的效力问题呢?笔者认为，四法域之间互相承认彼此刑事判决的效力是保护两岸四地人民的利益、开展刑事合作与协助的需要。四法域之间互相承认彼此的刑事判决，也是平等原则的要求。四法域的民众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公民，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而如果不承认彼此判决的效力，则违背了平等原则。例如，中国大陆公民因前罪被大陆法院判为有罪，刑罚执行完毕后，又在中国大陆犯罪，符合累犯条件的，就可认定为累犯，对后罪从重处罚;而另一大陆公民在香港犯罪被香港法院判为有罪，刑罚执行完毕回到大陆后又犯罪的，如果因为大陆法院并不承认香港法院刑事判决的效力，就不构成累犯。前后两种类似的情况，却由于相互之间刑事判决效力的一律不承认，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显然有违平等原则。这一问题在张子强案件上暴露无疑。综上，笔者认为，四法域之间有必要互相承认彼此刑事判决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