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死亡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与犯罪嫌疑人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由检察院制作协议书。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四百九十三条 被害人死亡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与犯罪嫌疑人和解。
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第四百九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犯罪嫌疑人在押的，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
1、刑事和解具有履行风险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有的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协议并不一定能立即履行。如果在和解协议达成以后，加害人立即履行，那么刑事和解的效果初步达到;但是司法实践中和解后分期履行或者延期履行的情况也非常多，这种情形下刑事和解的效果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检察机关在协议没有履行完毕之前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说审判机关在协议没有履行完毕之前做出了判决，那么在加害人有能力履行协议而反悔不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就无法启动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程序。这样，不但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且刑事和解也演变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处罚的“保护伞”，最终也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
2、刑事和解易被误认为“花钱买刑”
刑事和解从探索初期到时至今日走上立法层面，就一直伴随着一些争论。许多人认为，刑事和解为那些犯罪却不坐牢的人提供了契机——有钱就可以不坐牢。著名的杭州飙车案当事双方达成了113万元的高额民事赔偿协议，肇事者胡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型。此案亦被指为“花钱买刑”的典型。
3、刑事和解可能导致滥用职权
对于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应该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法律规定必须提起公诉的，应依法按照公诉程序提交法院审判，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也必须秉公判决。然而在刑事和解制度之下，司法机关往往会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比如，检察院按照自己的规定，对达到自己所提出的几点所谓“和解”要求的刑事案件不提起诉讼，实际上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自身的职权，未审先判，规避了法院的职权。